秦朔：拒绝迷惘，让民企精神永不落幕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见文末注1)，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但在多因素并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还是遭遇了极大压力，民企尤其如此。
越是风雨交加时刻，越要相互体谅，相互鼓励，同舟共济，共谋出路。这本是不争的道理。遗憾的是，这几年的社会舆论，尤其是被流量法则和流量经济绑架的社交媒体，充满了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发泄与抨击，似乎当下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他们都难辞其咎。
按照新发展理念，民企过往的一些发展方式需要调整;民企特别是有实力者，也有责任更多考虑新形势下社会的新要求。但这些都不应导向对民企的价值与作用的否定。而且中央讲得非常清楚，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
但社交媒体上，把做“蛋糕”的民企当成剥削者加以讨伐的声音是相当普遍的，甚至有知名学府的经济学教授也说，“如果一个老板真的有本事，百分之一二的股权就代表着极大的财富了。为什么不与别人共点富贵呢?”这种想法很朴素，民企自觉回馈社会也值得倡导，但如果其含义是化私为公，再来一次“公有化”，就完全违背了宪法中“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
但类似声音和情绪，在社交媒体上络绎不绝，畅通无阻，很多民企因此不能不陷入迷惘，以至“润”成了今年的一个热门词。
如何看待民企的作用?民企的未来在哪里?还要不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他们的发展?不久前我来到福建泉州晋江，希望用活生生的事实进行回答。
为什么是晋江?
首先，晋江是中国县域民营经济的典型。
民营经济在全国具有“56789”的特征，而在泉州这个2021年GDP超万亿(1.13万亿)的地级市则是“78899”(72%的税收，83%的GDP，87%的研发投入，92%的城镇就业，97%的企业数量)，在晋江这个2021年GDP接近3000亿(2986.41亿)的县级市更是达到了“99999”(95.3%的税收，91.2%的GDP，96.3%的技术创新成果，95.1%的城镇就业，93.6%的企业数量)。
晋江因民营经济而生，因民营经济而兴，县域经济竞争力多年来名列全国前五，社会发展文明有序，城乡环境美丽和谐。
其次，晋江是民营经济内生进化的典型。
总有一些人或明或暗地觉得，民企的发展少不了跑冒滴漏、歪门邪道。晋江的民企发展史证明，民企主要是坚持市场化导向，坚守实体经济定位，爱拼才会赢奋斗出来的。某些民企在某些历史阶段确实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是不可以进化与超越。晋江民企是从简单粗放到内涵发展、集约发展、创新发展，不断升级进化的。
晋江陆域面积649平方千米，以占福建1/200的土地创造了1/16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8年保持福建县域经济首位，目前拥有超过26万户市场主体、50家上市企业、42个中国驰名商标，涌现出安踏、恒安、盼盼、劲霸、柒牌、九牧王、利郎、七匹狼等一大批行业领头羊，汇集了“鞋都”“伞都”“体育之都”“拉链之都”等十余个国字号称号于一身，打造出一个超两千亿(鞋服)、一个超千亿(纺织)、两个超五百亿(建材、食品)、三个超百亿(集成电路、智能装备、医疗健康)的产业集群，这就是民企从小到大、到强、到优的进化能力的证明。
最后，晋江是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典型。
岁月不会平白静好，背后有人遮风挡雨。晋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服务型政府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之初，晋江既无特区政策优惠，又无国家投资，当时县委、县政府冒着风险出台政策，支持民企自己干，大胆闯，有问题就改，改了再闯，一路保驾护航。
几十年来，晋江政府一届为一届打基础，一任接着一任干，因势利导当好“引路人”，千方百计当好“推车手”，精准服务当好“服务员”，从企业需求出发，坚持“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四到四办”服务理念，亲而有度，清而敢为，而且富有前瞻性，不断创造条件引导民企上台阶，上层次，上水平。
置身晋江民企之中，我感到了三种力量，一是发自内心地感恩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二是相信国家会继续支持实实在在做实业、心无旁骛做主业的民企的发展，三是自身要继续奋斗，绝不躺平。感恩、相信和奋斗，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在市场上奋斗，在奋斗后回馈
晋江地处福建沿海，土地贫瘠，1978年人均GDP154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贫困农业县。
但贫瘠的土地之下，深蕴着不甘沉寂的社会资本。泉州是宋元时期的海洋商贸中心，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汇聚，闽越文化有争强好胜的原始冲动，中原文化有家族团结的礼仪规范，海洋文化则有“十户人家九户侨”、漂洋过海下南洋的传统以及在陌生环境中与人合作、讲究契约等特质。凡此种种，注定了一旦有政策的春风化雨，这里就会迸发出难以想象的能量。
1979年，晋江安海镇后林村，25岁的青年农民许连捷听到开放的消息，对父亲说：“天不再下雨了，要下金子了。”许家多年来穷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三兄弟从小睡祠堂，夏天蚊子奇多，要把杂草点着了熏蚊子。1979年底，许连捷在村里办了一个服装加工厂。是为恒安集团之始。
也是1979年，安海农民柯子江一边种着几分田，一边在务农间歇打零工，替别人卖机械配件。听说厦门机械厂要扩大生产规模，寻找做加工配件的协作厂，他灵机一动，想办法与机械厂的业务人员联系上了。对方要来实地考察，他临时托人找到一个厂家，把考察应付了过去。等拿到委托加工合同，立即召集熟悉的24位农民，一人出点钱，既是股东又是力工，讲好一年不发工资，然后租厂，组织生产。是为晋工机械之始。
“没钱，可以借;没厂，可以租;没人，可以请。”这是柯子江说的话。后来被总结为晋江民企的“三闲起步”(闲房，闲钱，闲人)，厂房是农村的闲置房子，办厂钱不够就找亲戚朋友凑一凑，工人是村里的闲置劳动力。
1980年农历六月十五，刚好45岁生日的英林镇农民洪肇明，拆下两扇门板当裁床，踩着“大后架”脚踏车，开始创业。他家有10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二，因生计所迫，很早便扛起养家重担，除农活外还杀猪，卖水果、芋头、化肥。他说：“以前卖化肥，1袋才赚1分钱，1天累死累活赚不了10元钱，而卖1件衣服就能赚10元钱，1天赚200元没问题。”是为劲霸男装之始。他儿子洪忠信还是个小孩子，跟着父亲当跟班，父亲要他去问问一块花布多少钱，他就赶快跑到市场上去。
这样的创业故事，在晋江数不胜数。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丁世忠说，晋江的企业家只要给一点空间，就能够发光，只要给一条缝，就能见缝插针。他的父亲丁和木1981年变卖了家中的稻谷、家畜等一切可以换钱的东西，又跟亲友借了点钱，跟他人合办了一家制鞋厂。1991年再次创业，办了自己的鞋厂，并正式注册了“安踏”商标。
现为劲霸男装董事长的洪忠信说，要读懂晋江经验，最核心的是要读懂晋江的人。在闽南话里，“人”和“狼”同音，晋江人并不介意被称作晋江狼，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熏陶，穷则思变，勇于拼搏，百折不挠。
白手起家、市场打拼的晋江民企，成功之后，乐善好捐，蔚然成风。
1993年，晋江机场改扩建为军民合用机场的申请获批，需要自筹建设资金2.6亿元。而晋江1992年的财政收入仅有2.2亿元。为此，泉州、晋江两级政府提出“政府发起、民间捐资、财政兜底”的众筹模式，倡导全民参与，许多中小学生把1元、2元、5元的零花钱也放进了捐款箱，不少民营企业家把公司全年利润的很大部分捐了出来。注册资金为136万元的恒安公司(当时还不是集团)就捐出了200万元。海外乡贤也倾力相助。
海内外晋江人众筹出了一个机场，这是民航史上罕见的事。1996年12月12日，晋江机场首次通航。
2002年12月18日，晋江市慈善总会成立，是全国首家县级慈善总会，特点是企业发起、乡贤主导。在构成理事会的单位和个人中，党政领导和部门理事占14.2%，民营企业家理事占85.8%，19个镇街的慈善联络组组长均由民营企业家担任。截至今年7月31日，慈善总会累计募集善款42.69亿元，累计投入27.96亿元开展解困、助学、助行、助听、复明、安居、被征迁群众困难补助、“两癌”特困妇女救助、扶助被征地低保人员养老保险等慈善活动，累计救助困难群众18万多人次。
去年安踏集团成立30周年之际，宣布捐赠100亿元现金和股票成立“和敏基金会”，首个捐赠项目为20亿元，全资捐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和敏医院)。今年3月，劲霸集团宣布投入2亿元，全资捐建英林中心小学新校区项目。恒安集团1998年上市至今，公司及主要股东累计捐款超过17亿元。
网上经常有晋江企业家的子女结婚或孙子辈生日宴的气派场面，此时往往也是慈善捐款之时。今年9月，就有晋南集团董事长蔡文渊夫妻在长孙举行16岁生日宴时，向安海慈善协会捐赠200万元;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在董事局副主席丁世家之子新婚时捐资1亿元，在未来5年内资助“和敏助学”与“和敏健康援助”两个项目;福建盛达机器股份公司董事长苏永定夫妻在长子结婚时，向慈善总会捐赠500万元。
饮水思源，回馈社会，已是晋江企业家的一种文化。
政府“引导+服务”，助力企业进化
晋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侨乡‘三闲’起步，乡镇企业开路”，到“引进利用外资，成片开发迈大步”，到“构建市场基础，经济发展加速”，到“提高、创新、突破，拓展发展道路”，再到正在推进中的“强产业、兴城市”双轮驱动，做好“高新技术、大企业、无形通道、城市能级、新型服务型政府”五个“后半篇文章”，争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范，晋江从未止步。而晋江企业家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也不断增添着诚信才会赢、爱学才会赢、专注才会赢、创新才会赢、走向世界才会赢等等新内涵。
企业敢闯，政府肯放;企业敢拼，政府能挺;企业有问题，政府要干预，也敢担当;企业有瓶颈，政府主动帮。这一长期稳定、建设性的亲清政企关系，是晋江发展的一大利器。
在民企发展之初，晋江出台了许多政策，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允许”。
1979年晋江县委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会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集资办企、股金分红、雇工、价格随行就市、供销人员按供销额提取业务费;1983年春出台了十条规定，包括允许青阳、石狮、安海三镇开办小商品市场，允许长途贩运，允许集体企业和个体商业在银行建立账户、给予贷款;1984年出台《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大胆放手发展群众合资或独资办企业，并且根据物资短缺实际情况，允许超出“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规定，走“市场-技术-原材料”的新路子。
只要多一些允许，民企很容易就会风生水起，到1985年，晋江全县参加“联户集资”办企业的群众达3.46万户。
不过，如果政府只是无为而治，缺乏必要的引导和规范，市场也会出现无序。
1985年晋江爆出全国闻名的假药案，一些乡镇企业将冰糖、银耳、豆粉之类食品贴上“卫检编码”，冒充药剂销往全国，涉案金额达2000多万元。此后又爆出只能穿一个星期的“礼拜鞋”事件，让“晋江货”一度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维建回忆说：“那时晋江人闯市场太难了，人家一听说你是晋江来的，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假药案”后，晋江县委、县政府痛下决心，陈埭镇党委书记等17名干部被判刑或处分，200多家企业被停办或撤销。不少民企也从头脑发热、无视法度中猛醒，深刻意识到，蒙骗可能得利于一时，但要把企业做大，必须讲诚信。张维建说，“在晋江，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做事的企业家再敢无视产品质量”。
晋江政府不仅讲规范，更从符合经济规律的角度，有目的地对企业的经营加以引导。如针对“满天星”的产业布局过于分散的情况，集中规划，成片开发，逐步向“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集群迈进;又如引导中小企业走联合发展道路，积极推动“联户集资”的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1989年曾有一段时间，要求各地将非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重新定性换证，晋江民企陷入“姓资姓社”的恐慌。县委、县政府冒着政治风险，果断制定了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非常举措”：帮民企戴上了“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和“三资企业”的“洋帽子”，使其生产、经营免受冲击。政府明确提出用“四个有利”来评判“乡镇企业”：有利发展生产;有利增加社会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有利兴办企业事业和集体福利事业;有利增加国家收入。
而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壮大，政府又敏锐意识到，以前给民企戴的“红帽子”，造成产权不清晰，股权不明了，变成推动企业上市、做大做强的改制瓶颈。为此，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帮助处理，使1000多家企业明晰了产权，为进一步发展、上市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晋江政府都与时俱进，在大力推动、放手搞活民营经济的同时，先后实施了质量立市、品牌立市、资本兴市、营造产业生态、推动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略。
2002年晋江启动企业家领航计划，2003年委托北京大学开办“中国企业总裁高级研修班”，分三批让几十家民企的创始人和高管前去封闭学习两周。政府提出，晋江经济要从依靠投入拉动转向内涵提升，内涵提升的核心是人的素质提升，包括政府素质和企业经营者的素质都要提升。
我采访了九牧王创始人林聪颖，当年他就是学员之一，他说原来觉得自己已经爬得很高了，学习之后觉得才在半山腰，必须从战略定位、组织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重新审视自己，否则，企业已有一定规模，假如思想跟不上，一个决策失误就可能导致企业的坠落。今天九牧王是全球销量领先的男裤专家，已专注男裤33年，每7秒卖出一条男裤。
安踏的丁世忠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北大这次上课，教会了他系统性、前瞻性地看问题，“安踏现在的发展形势不错，但战略方向还不明确。这次学回去，就要做远期战略规划”。据说，安踏第一个战略规划就是北大老师帮助做的。
很多政策是全国一盘棋，如何因地制宜加以落实，很能见出地方政府的水平和用心。2016年底，晋江和全国一样打响了金融风险化解战，政府一方面严厉打逃追赃，另一方面也帮助一批“有订单、有专利、有潜力”，却因扩张过快造成资金链吃紧的龙头企业渡过难关，让一批企业解链重生。
说到政府的服务，我采访的丁世忠、洪忠信、林聪颖、张维建等企业家都表示，晋江政府的风格就是“企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每年大年初一，政府领导都给企业拜年，了解情况，优化营商环境是泉州、晋江多年的“一号改革工程”。
恒安集团总裁许清流说，一个有眼界的政府，胜过任何财政奖补、土地优惠政策。
今年，在经济压力和疫情双重压力下，7月5日，泉州“万名干部进万企、一企一策促发展”专项行动启动，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联动，对全市超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商贸重点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全覆盖、全挂钩、全联系”，力争“一企一策”“一事一议”。专项行动设立总协调室，按照“日反馈、周调度、月通报”要求，对企业问题实行“实时流转、分级调度、落实反馈”的闭环式管理。一个多月，就推动市、县、乡三级领导挂钩企业9434家，累计走访企业9109家(次)，答复企业问题2135个，正在推进解决问题311个。
例如，缺资金怎么办的问题。仅仅用了20天左右，全市已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71场，授信金额280.92亿元。晋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发动企业申报省级第六期纾困资金，共审核通过510家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推动214家企业成功与各银行机构对接。
商场如战场，要在竞争中胜出，主要靠企业家的精神和能力。但纵观晋江民企发展，政府持之以恒的引导和服务也起到了不寻常的作用，难能可贵。
晋江经验的意义
以强大的民营经济为依托，晋江在城乡发展一体统筹，公共服务一体共享，产业、生活、生态一体融合，文明文化一体推进方面也走在全国县域前列，可见物质文明的发展是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发展的基础。
例如，“新晋江人”占晋江常住人口一半以上，晋江坚持“同城同待遇、保障全覆盖、待遇均等化”，2011年就在全省率先推行居住证制度，赋予持证人员30项市民化待遇，实现“新老晋江人一个样”。
《晋江经验》一书作者、曾任浔兴股份总经理的吴乐进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有三种伟大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着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各级执政者应该凝聚起这股强大的力量，保护和引导好来自基层群众的改革和创业精神，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
晋江民企，爱拼搏，讲诚信，坚持生产性创新，成功不忘回馈社会，也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正向循环证明，民企完全可以成为商业文明的推动者，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晋江的品牌企业普遍有“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得了”(洪肇明)的聚焦专注，有“未来中国的头部企业，一定是全球的企业”(丁世忠)的雄心豪情。不少民企虽有家族成员参与并扮演重要角色，但都按照现代企业治理和职业化方式运作，而且在家族传承方面十分用心，如定期召开家族会议，制定家族宪法，厘定清规戒律(如家族成员一律不许赌博)，加强学习培养等。品牌企业高度重视合规，一家上市公司创始人说，依法纳税，税交了，钱却没少赚。钱从何而来?是堵住漏洞的结果。企业如果没有正气，就会有很多阴暗角落，会有多少双手在掏“后腰包”的钱?堵住漏洞，盈利自然就提高了。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原会长庄聪生说，学习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公信力、影响力和竞争力，“不踩雷区、不碰红线”，不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依法依规约束政商交往行为，自觉抵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做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推进者和实践者。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专程到晋江调研，总结提出了“六个始终坚持”(文末见注2)和“处理好五大关系”(文末见注3)的“晋江经验”。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我到省里工作以后，多次到晋江做了调研，全省推进‘晋江经验’。福建省如果有若干个晋江，福建就不一样了。应该说，‘晋江经验’现在仍然有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他还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陷国有经济于绝境，反而为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实现了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怎样看待民企的发展和未来?怎样对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奋力前行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晋江实践和晋江经验给出了清晰而坚定的解答，那就是毫不犹豫地支持民营企业大胆创新、放心创业、放手创造，把民营经济搞得更好。
民企精神是伟大的创造精神，也是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
让民企精神永不落幕，是关系到中国经济长治久安、永葆活力的大问题。
就此而言，“晋江经验”是昨天的故事，是今天的故事，更是明天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