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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登山往事 96中韩联合远征冈底斯纪事

2014-01-07 15:11:42 来源:户外资料网 中国鞋网 http://www.cnxz.cn/

  【中国鞋网-登山报告】1996年秋,中韩联合登山队,驱车万里,历时44天,成功地登上世界著名的冈底斯山脉上的两座处女峰--穷母冈日、冷布冈日。但这不是一个描述登山壮举的老套故事。登山对国人仍是一项似乎“熟悉”其实相当陌生的运动,而传统的叙述方式对于登山已经过时。

  一、重奖10万

  “嘿!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麻将桌上,朋友纷纷喝斥木世俊。

  “算了算了,让他多赢点吧。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1996年春,云南省体委在省经济电视台上登出一则广告:招募两名登山队员。广告连续播出一个月,好歹来了五个不怕死的。

  两个身体很棒的小伙子27岁的木世俊、25岁的袁红波被选中。随后,他们被派到北京中国登山协会基地集训。9月,他们将随同中韩联合登山队奔赴西藏,攀登位于冈底斯山脉东端的穷母冈日峰。尔后立即返回云南,再作为中日联合登山队的成员,于12月攀南境那座闻名世界的梅里雪山。

  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梅里雪山遭到雪崩袭击,17人遇难。这一事件在云南人心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袁红波,听说登顶成功奖金最少10万。”

  “哪有这事。”

  “别扯了,没10万能干这事?!”

  这就是“人人熟悉”又相当陌生的登山。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当然是种“合理”的猜想。但眼下对登山一无所知、仅有好奇心的木、袁二人确实也无法证明好奇心值多少钱?雪域神山恍如仙境又值多少钱?所以木世俊一直瞒着生活在农村的老父母。

  20年代,有个百思不解的人问英国著名的登山家马洛里:“你为什么要去登山?”马洛里回答说:“因为山在那里。”

  这是个相当朴素又曾非常费解的答案,它的潜台词是,这是人类最可贵的品质--对未知自然界的“好奇心”的必然,它是人类的一种强大原初的心理力量的表现。但这种品质并不是人人都有的。

  涉及心理感受,问题确实就复杂了。这个问题就是老登山也未必能说清楚。1988前,中国年轻的登山家王勇峰感叹,国外登山爱好者大都是利用休假时间到海外登山的,他们说是一种休息。不了解登山的人十有八九会可能会把这当成疯话。也许,你永远也无法使某人信服,登到某座山顶究竟有何意义,你能做的只是向自己证明。

  还有一个事实是,一支登山队的成员从来不都是完全因为好奇或热爱雪山而才走到一起的。而就个体而言,一个人的好奇心究竟有多大力量,还得到山里验证。

  二、算命先生说……

  1996年9月12日下午,“中韩联合穷木岗日-冷布岗日远征队”出征会在北京亚运村奥林中心的空旷广场上举行,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那首老掉牙剌耳的进行曲,6台韩国造“现代”牌越野车在会场边一溜排开,数十名身着红白相间运动装的中学生分列在会场两边。空旷的广场只有仨仨俩俩的游客从会场边擦身而过,他们对远征队的营造气氛几乎毫无感觉。

  登山运动在中国已经变得相当平淡了,过去年代那种举国观注、万众的景象已一去不返,仪式比较实际的作用恐怕只是便于记者报道,但是记者也只来了两三家。中国登协自我宣传的操作水平也太落伍了。

  中韩双方的队员似乎也不太在意“远征”是否有什么轰动效应。他们在台下与新朋老友聊着自己感兴趣的事。

  “怎么选择这么个出发日,13日、?”

  “老曾(中国登协主席曾曙生)翻过黄历了,说‘明天宜远行’。”

  我了解他们,知道这话一半是玩笑,一半是真的。在“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的大山里,运气太重要了。

  临行前,王勇峰的母亲请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结论是:此去万里,将历尽坎坷,但最终会获得成功平安归来。算命先生真会说废话。万里之行,历经坎坷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何况还加上要登山。当然,算命固然是懵事,儿行千里母担忧,请算命先生算卦也是人之常情。1993年,王勇峰攀登珠穆朗,他在成功后的下撤途中遇险,与大本营失去联系达28个小时,并冻掉了好几个脚趾。那次历险把他母亲吓坏了。

  明天,中韩联合登山队成员30多人将分乘六辆越野和一辆中巴,从北京出发。

  远征队预定用10天时间:南下--然后掉头向西闯潼关--抵咸阳--出西口平凉--越六盘山--跨兰州到西宁,沿青藏线纵贯砾漠无垠、盐泽众多的柴达木盆地,尔后折向西南,翻越昆仑山口--五道梁--横跨长江源头沱沱河--再闯唐古拉山口--穿越藏北草原。狂奔万里之后,或许有时间在羊八井温泉洗去一路风尘,然后抵近第一个目标--穷母冈日山脚安营扎寨。登山队就这样成了“远征队”。

  这一路真够剌激。半年前得知联合登山队要走陆地,我就兴高采烈地决定挤进“远征队”,走一趟青藏线是我多年的宿愿。但现代登山为节省体力通常都选择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的。中韩联合登山队有飞机不坐,却采取这种耗时、耗力的方式,却是个谜。

  三、先锋“遇难”

  9月13日清晨,远征队从北京起程,第一站预定目标--河南安阳。车队一出京石高速,道路的状况就恶劣起来--狭窄而繁忙。

  “真不明白,韩国人为何不愿坐飞机进藏,偏在路地折腾10多天、4000公里?还不如把买车的钱直接划到登协的帐上”“据韩方说,目的是让队员逐渐适应高原,看来他们的登山实力不怎么样。”

  “不,韩国队员的实力其实很强,他们许多人都有8千米以上的登高纪录。”王勇峰不同意这些说法。

  其实,“远征”之谜非常简单。1994年6月,中国登协与“大韩山岳联盟”结成友好关系,并当即商定举行联合登山活动。但中国有的是山,缺的是钱。所以按这些年联合登山的“惯例”,大部分经费由外国来华登山队提供。但韩国的山岳联盟是个民间组织,他们也要通过拉赞助解决经费问题,结果他们从现代汽车拉来实物赞助就抵了按协议规定应出的大笔资金。

  这一来就给中国登协造成了麻烦,这批挂着“临时入境”却已属于登协的多余车辆,登山结束后还得为这些车辆报关纳税,还得保持车辆状况完好卖掉并卖个好价。此外,沿途食宿的费用比身就不比乘飞机低,如若控制不好,消耗甚至更大。万一发生车祸那损失就无法估计了。难怪远征队出发前,打前站落实食宿的“先锋车”得令:安全第一;节衣缩食。

  12时15分,我乘坐的“先锋车”率先到达河北邢台郊外,为省钱“先锋官”王勇峰在路边一家“大车店”订下中饭,30多人的队伍,400多元就结了帐。

  在商量晚上何处“扎营”时,“大管家”、登协秘书长于良璞同意司机王丑孩的提议,到曾经住过价钱便宜的安阳“铁西宾馆”看看可否扎营。

  18时,“先锋车”到达铁西宾馆。一天风尘,“先锋官”王勇峰忙上忙下,订房间、酒席并砍了个优惠价,他着实为圆满完成任务高兴了一会。不料,守候在进入安阳“唯一通道”的人,直到晚上8点半仍不见大队的踪影。

  原来,进安阳的路并不只一条。此时,远征队已经入住安阳的澶州宾馆,怒气冲冲的于良璞已派人寻找先锋车了。而他们所以未去事先说好的铁西宾馆,是因为突然想起这是家不涉外的宾馆,所以想当然地认定先锋车已肯定不在那里。

  为寻找大队下落,先锋车开始小小的安阳城里四处乱转,有个安阳人说:“安阳城有九府十八街七十二胡同,哪里找得遍?”

  “13号星期五,真他妈的!”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刚才满心欢喜的王勇峰心情十分沮丧。不能再等了,只好退酒席,好说歹说店家还是收了250元的备餐费。但房钱却是分文不给退了,这家不能涉外却告可以接待外宾的铁西宾馆的理由是:“为了给你们优惠,开出的发票上下不一致,若退房财务上不好解释了。”节约不成,1千多元反而打了水漂。

  24时,游魂般的先锋车终于打探到大部队的下落。没好气的“先锋官”王勇峰总算见着了“温度正高”的“大总管”于良璞,所幸的只有双方都知道:远征第一天没有伤亡。

  “他妈的,睡觉!”王勇峰一身灰尘,却澡也不洗,倒头上床,三呼不醒。


  四、潼关噩梦

  14日晨,远征队从安阳起程,鉴于昨天的事件,“先锋车”被取消了,所有车辆,排好顺序,不许突出,也不能落后,绑在一起走。预定宿营地--咸阳。

  以今日中国的交通状况看,陆地行车4千公里确实太漫长了。远征队面临着高原大雪封山的冬季可能提前到来,长途泼涉交通事故的风险也可能使计划遭到重挫。

  前方路况时好时坏,沿途收费路卡似乎也越来越多。下午3时半,远征队到达三门峡吃中饭,中方翻译李豪杰报告,韩国人又在抱怨吃饭不正点,还有车开得太快。

  “事儿妈!”有人评道。

  “今天不走了,就地住下。”考虑咸阳尚远,于良璞决定就地扎营。

  贪杯的司机闻讯大喜,立即开怀畅饮起来。

  老司机程文信三瓶啤酒刚下肚就接到通知,韩国人要求再往前赶路。无奈,他驾着云又上路了。为了赶路,车队速度却是更快了。

  6时,远征队到达陕西潼关,正欲接着赶路,前方210国道上等待他们的竟是一条令人绝望的车龙。数千台车辆从头至尾,把潼关--华山脚下近20公里的山谷塞得满满的。这条死龙昨天下午2时就因抛锚车和事故车“诞生”了,一个从华山过来的司机讲,这里经常如此,这次他整整用了7个小时才从缝隙中拱出来。

  远征队就地住下了,决定让时间化解这条“死龙”。

  15日晨,整整一晚过去了,令人大惊的是,那车龙非但没缩小,反而更长了。眼下真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别无选择了,队员王勇峰、张志坚、木世俊、袁红波数人扮演起交通警,开始奋力疏导车辆。还算幸运,山谷里数千辆被困两昼夜的司机已经没了“脾气”,大多愿意配合这些“交警”。2个半小时后,远征队近乎奇迹地突出重围。并且带出了一大批被困车辆,一个辽宁司机说,真要感谢你们,否则我们不知道还要被困几天。

  闯过潼关、华山之间的山谷,前面是市容非常肮脏的渭南市地界,道路状况仍然很差,一路黄尘滚滚。越过渭南,路况稍稍好起来,王勇峰打起了瞌睡。5分钟后,他哇地一声惊醒过来,原来他又梦见了一条“死龙”:“这真是一场噩梦,我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堵车场面。13号,星期五,***!”

  下午4时,远征队用了整整10个小时到达咸阳,总行程只有可怜的150公里。

  五、打量韩国人

  漫长的远征,注定了众多不顺和磨难。麻烦的还有“联合”体内部的种种矛盾。

  第二天,登协司机杨世雄的眉头就频频起皱。

  “我车上有个韩国人一路放蔫屁,恶臭!还没找到肇事者。”众人闻声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从情理上讲,客人肠胃不好本该同情,但杨世雄确实被薰坏了,时间一久不免粗声恶气,即使在青藏线的寒冷地带,只要“毒气”袭来,就把车窗摇下,不愿多穿衣服的韩国队员冷得直叫。

  这是中韩登山界首次合作,也是韩国队第一次与外国队合作。韩国队显然很缺乏合作常识,更缺乏起码的“入国问禁”“客随主便”的礼节意识。

  韩国《日报》的一个随队记者出奇地喜欢拍照,一路不断大喊“SLOWLY ”(慢)“S TOP”(停),这还可以理解,但后来竟发展到拉扯驾驶员的手臂强行停车险些造成车祸的地步。那司机吓出一身冷汗,火冒三丈硬是驱逐到别的车上去了。

  9月22日,远征队到达羊八井,当天下午,中方队员就与羊八井兵站的官兵们打了一场篮球比赛。晚上,登协司机薛云兴高采烈的跑来灾乐祸地说:“倒了,倒了。”我问什么倒了?他说,韩国《东亚日报》那个讨人嫌的记者被高山反应放倒了。

  中方众司机交流时还发现,韩国队员大都有个怪习惯,为了舒服上了车就脱掉鞋袜,并令人反感地把脚伸到司机旁边。有些则见到吃的不管不问,拿来便吃。

  一日,有个司机终于忍不住,一巴掌把那不懂礼貌的脚丫子拍了回去。“脚丫子风波”迟迟传到韩国队长那里后,韩国队长倒是用不失幽默的方式化解了此事:“下次再有犯者,可用烟头烫他。”

  “先锋车”上的韩国队员郑寅奎不高兴了。他对王勇峰说:“你们总说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到时候又不可以了。”郑寅奎确实征求过我们的是否可脱鞋袜并获得“批准”,他的脚丫子也没那么无礼。幸好郑寅奎可用英语与王勇峰较自如地交流,才明白这件事并不针对他。

  “脚丫子风波”使我留意到,中韩双方普遍缺乏沟通,更缺乏交流的热情。双方似乎都习惯猜哑谜,通过形体语言来打量对方。

  一路风尘,中方对韩国队员的印象越来越差。尤其是在装卸沉重的登山物资时,多数韩国队员几乎总是袖手旁观。分明一副“出钱就可不出力”态度。为此他们获得了“暴发户作派”的评价。又有人则称之为“少爷登山队”。

  于良璞也很坦率:“联合登山是中国独有现象,它并不是理想的办法。但我们太穷,1985年以来,中国进行规模稍大的登山活动全都是联合式,中国6千米以上连名字都没有的处女峰起码还有6千多座,但要开展活动目前只有这种方式比较实际。”

  中韩当初商定协议细节时,韩方怎么也不同意向队员无偿提供个人装备,说个人装备当然应该由个人解决。韩国登山队员进行一次海外登山,拿出一个月的工资就够了,这自然不算困难,但对于中国队员,一双高山靴就要400美元,自费就意味着哪也别去了。

  这是个令人难堪因而被讳莫如深的话题。因为太穷,我们还远远无法从容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六、这买卖下次说什么再也不能干了……

  远征队继续向西,海拔迅速升高,沿途日趋荒凉。

  17日,远征队到达西宁。晚饭,有人忽然发现临时外聘的司机杨景清不见了。原来第一次进藏的杨景清一到西宁就出现高原反应,未打招呼就回宾馆躺下了。

  19日晨5时半,在西宁休整一天后远征队又出发了。在都兰吃罢中饭,远征队进入狭长的柴达木盆地。在这满砾漠的荒原上,由东向西铺着一条被称为“天路”平直,我从未见过这样惊人平直竟长达数百公里的大道,这时太阳已经越过我们的头顶,的车队好象在与太阳赛跑,正演绎着“夸父追日”的现代神话。

  然而在如此惊人平直的大道上,沿途却不时可见倾翻的大货车。青海登协的高成学说,从西宁到拉萨2千多公里的青藏线上开货车的效益很可观,一般单程可得6千元,一个月跑两趟没太大问题。可这个钱并非人人能挣敢挣。眼下这些多半是为“多拉快跑”疲劳驾驶而颠覆的货车就是好教材。但青藏线跑车难点却还不在这里,而是那个顺口溜所概括的:“五道梁得场病,唐古拉山送了命。”

  对此说法,此行人中可能没人比杨景清体会得更痛切了。

  23日,杨景清把车开到穷母冈日后便要求下山。这个40好几的汉子抹着眼泪感慨地说:“这一路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把车开过来的。”“这买卖下次说什么也不能干了!”

  于良璞没多劝,更没用什么豪言壮语激励,这太过时了。三天后,他被送下了山。

  青藏线上行车,高原反应还不是唯一难关。登协司机王丑孩说,在唐古拉山口,以前曾发生过数起抛锚车辆被大雪困住,司机被活活冻死的惨剧。有些不愿坐以待毙的司机则把轮胎、箱板点燃以求侥幸。在这条人烟稀少的路上还发生过司机被两条腿的野兽谋害劫货事件,跑单车司机通常都不敢搭载陌生人。

  杨景清的走,强化了我的印象:登山,在中国曾是一项夸张表达国家意志充满象征意味的运动,如今它的这种“表现主义”功能已经大大弱化,这就为许多平凡但并无不当的愿望和选择留下了空间,使你更容易看到生活的多彩来自它的复杂性。人们不再那么习惯学舌,也不再那么忌讳谈论真实动机,并在很大程度上能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做出自己的选择。

  途中,登协司机王丑孩对我说,他6月刚从珠峰回来,今年对他来说意味着四个冬天。他说,登山并不是个好职业。我进山就是为了挣几个钱为了生活罢了。

  雪山依然美丽,感受各不相同,它们都是真实的。如果你想去登山,并有钱或能搞到钱或搭上顺风车,那你就去吧;如果你觉得受不了这份罪,那就下山。就眼下中国登山界的境况,这比想上山容易多了。

  王勇峰这次透露了一个埋藏了多时的故事:1995年春节期间,他去攀登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阿空加瓜是南美阿根廷的名胜,每年都有上万外国登山爱好者来这里登山。登山者到大本营无车可坐,不想步行三天就得向当地百姓雇驴骑。这里的登山注册费(买登山权)很便宜,只要80美元,但雇驴的价钱却贵得惊人,1千美元。经费来之不易,他们没有雇驴。

  当时同去的还有白建强。白建强从未到过高海拔地区,背着行囊踏上日行30公里的山路没走久,他便感觉无法忍受了,于是央求道“能不能给我雇头驴?”王勇峰劝道,这四条腿的东西贵得也太邪门,还是挺挺吧。大老爷们累得恨不得要哭却又不能哭就只好破口大骂:“我给你们拉了30万元赞助,你们却不肯给我雇头驴!真***。”白建强到底还是用两条腿到了大本营,他累坏了,但却由衷地说,雪山真***美!

  8年前去珠峰采访,我多半会舍弃这些“不够英勇”或“不够哥儿们”的故事。但今天对它同样有浓厚的兴趣,传统的描述登山壮举的老套故事的方式已经过时。(中国鞋网-最权威最专业的鞋业资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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